抗旱防汛不妨学学郑敦允

关于抗旱防汛的故事，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那就是大禹及其父亲鲧的故事。父亲鲧的治水方法是堵，结果成效不佳，被罚。禹吸取了父亲治水的失败教训，采用疏的办法，成效显著。禹治水不但方法科学，更重要的是其治水精神感动神灵和苍生。新婚四天便辞别娇妻去治水，路过家门闻听妻生儿啼未入门，只是朝家门拜了几拜乞求母子平安便赶赴灾区。正是大禹这种三顾家门而不入，舍小家、顾大家牺牲奉献精神，才使得其父子治水故事传说至今，教化众生。

其实，关于抗旱防汛的故事，还有一个真人真事，很是感人，只可惜，很多人并不知道。清朝有个官员叫郑敦允，号芝泉，湖南长沙人。道光年间（1828年8月）任襄阳知府。襄樊地处汉江中游，南岸襄阳，北岸樊城。由于岸高水低，难以取江水浇灌农田抗旱保丰收，郑敦允便推广一种水车引江水至田间，为民解忧。汉代以来，守襄阳者莫不以修堤为要务以防水患，郑敦允也不例外，并决心学习大禹治水精神，要把襄阳抗旱防汛工程做实。护卫襄阳城的老龙堤位于南岸，始筑于汉代，历朝历代都在维修加固。到明代时，巡道杨一魁增建老龙石堤时修到了万山脚下。檀溪不再与汉水相通，原本经檀溪分流的汉水因此变得更加湍急，这就使得北岸的樊城土堤更加脆弱。郑敦允认为这是“生灵之大患”，遂下决心把樊城土堤改修为石堤。

事实上，在郑敦允到任襄阳之前数十年，水患不仅让樊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也使樊城的商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堤岸日圮，富庶渐减)。前几任知府都想过要建石堤，就是苦于没有银子(苦于费之无出也)。是郑敦允“持之以决，恪之以诚，赴之以勇”，力排众议，凝聚人心，才能“障狂澜而奠民居”。当然，也离不开樊城士民的“慷慨好义，踊跃赴功”，才有了修堤经费和人力的保障。

樊城石堤整个改建工程历时两年，于1830年冬竣工。1831年，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水让所筑石堤塌陷过半。事实上，根据后来的光化县知县陆炯在《新建郑公祠记》中所撰，如果不是有他修的石堤捍卫，樊城受灾会更加严重。但已调署武昌粮储道（也有说是任武昌盐政使）的郑敦允仍感到是自己失责，执意辞去这一肥差，要求回襄阳修堤。

当时听说郑敦允要回来，襄阳人步行300里前去迎接(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那场面想来也是非常壮观和感人啊!

在筹足资金后，郑敦允于1831年8月回到襄阳。岂料，5个月后因积劳成疾，以生命谢任于襄阳。郑敦允去世的那天是正月初六，襄阳人像自己的亲人离去了一样痛哭不止(民哭公，如哭私亲)。

郑敦允任职襄阳前后不足4年，然而他修筑石堤造福于民的功绩令民众不能忘怀。在郑敦允离世3年后的1835年秋，各方人士自发捐资修建郑公祠，并雕刻“民不能忘”的石匾。后人把郑敦允修建的大堤命名为郑公堤。如今，郑公祠、民不能忘两块石匾仍保存在樊城区汉江边米公祠东侧的石林园中。

为什么郑敦允离世3年仍让襄阳人不能忘怀?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他建石堤让樊城人永蒙恩泽，更因为他心中有民、守土有责的为民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精神是他留给我们的比大堤更为丰厚的遗产。郑敦允“民不能忘”的故事不仅是“民”不能忘，“官”更不能忘。官不能忘的是：只有一心为民，才能使“民不能忘”。

如今，每逢看到子弟兵不顾生命危险，还在抗洪抢险辛劳身影，我就想骂娘，原因是度娘显示，1998～2010中央财政拨款3000亿元，2011～2020中央财政拨款4万亿元，用于兴修水利配套资金，加上地方政府资金，这是多么大的资金。真是年年拨款，年年维护，年年抗洪，谁之过？子弟兵成了零价搬运工，谁之责？

郑敦允修筑樊城汉江堤后，本已提拔到武昌任职，谁知遭遇前所未有的洪水冲击只剩堤基，郑敦允听说后，主动辞去武昌要职，要求回到襄阳任职重修江堤，这是何等的自责与为民情怀？！又是何等的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反观现今我们有些地方官员，遭遇洪水灾难不是想办法除掉根源，而是借此发挥向中央争取救灾（损失）经费，城市建设扩张过快，只注重地表绿化硬化，勿视地下排水系统建设，导致城区发生内涝灾害，不是想办法调整规划、修建排水主涵道，而还是指望房地产开发商灌香肠式自建自排，而开发商又何其奸诈与耍滑，最后倒霉的依然是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