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传承欣赏诗经的语言艺术特色

从文化传承欣赏诗经的语言艺术特色

吴仕钊

（《重温诗经》二代序）

用现代的眼光看诗经，似乎有些比喻是不太贴切甚至是不恰当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时代变迁，语言文字应用也随之增繁，比喻的用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艺术特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欣赏情趣。正是这些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符号，语言艺术特色和各自的审美视角、欣赏情趣的交融，渐次构建了一个个时代的文化丰碑。中国的语言用比喻，肇始甚古，古人为求表情达意便有了语言，其中有不易为对方所了解之处，便利用彼所熟悉的同类事物以明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比喻。

在《重温诗经之兴比赋艺术渊源》（见《重温诗经.十五国风》一书尾部“代后记”）中，笔者认为：“从《风》《雅》《颂》比较来看，《雅》《颂》中用赋的手法较多，《风》诗则比、兴擅长。这主要是所写的内容决定了写作形式，我们可以看出，《风》诗以抒情为多，《雅》《颂》诗则多为叙事而夹以说理。”这只是就内容和形式的表现相对而言，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再度去审视《诗经》的语言艺术特色，便会给我们以良多的启示。

一、从文化语言的传承中，我们看到了从诗经时代到当今微信时代写作方法之流变。

诗经时代，一些很少知道姓氏的作者和大量的不知道姓氏的作者们，用他们的诗作反映出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的社会生活，绝大部分作品是当时的人们口头创作，后来有人整理出来，相对的作了一些划分，《国风》是当时的一些诸侯国即十五国的民歌。《周颂》的时代最早，是西周初年的诗，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描写农业生产的诗。《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的作品。当时的创作者们，为了能够较好地表现他们认识的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的认识和情感，把一些不为大多数人们所熟悉的事物，用人们日常熟悉的事物做一个类比，从现象看，所比较的两类事物都有一些相似或相近的情形，这是较早时期用形象的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后来被认为叫“比兴”。现在考察诗经三百篇之比兴，实际上都是“喻”，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写作上的修辞方法“比喻”。

在诗经中，兴、比、赋是三种写作方法。而我们现在却把古人常用的这三种写作方法用一个修辞格“比喻”代替，是因为在社会变迁中，语言文辞的发展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进行归纳、调整、总结和修订的。最开始是“比显而兴隐” （《文心》语），在有汉时期又“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又销亡”（同上）。自汉以后很少有用“兴”的手法的了。实际上，比、兴是一体两用，兴也就是比。随着社会的进化，人们在用比喻时，越来越追求明白晓畅，生怕打的比方别人不明白，所以对于用象征而引起联想的“兴”法，逐渐丢在脑后，离此渐行渐远，逐渐以“譬喻”而代替。翻开古籍，除《诗经》外，《尚书》《论语》诸典籍中，用比喻者，颇有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这说明，“譬喻”是中国语言文字中自然的用法，“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墨子》语），“切类以指事”（《文心》语）。人们重视语言的功用，自然就必须讲究语言的艺术和技巧，在艺术性地应用语言，技巧性地用语言表情达意的同时，开始了对语言艺术和技巧的研究，这便有了文章学，也便有了专门研究语言的学科。

其实，语言艺术和中国汉字的造字思路一脉相承，在发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文字始于象形，但是，仅仅只有象形字是不能够完全表达人类的情意，这就有了指事会意等字出现，以应付人们表达情意的需要。我们观察所有的指事会意字的创造方法，都是采取比喻的方法。这表明中国语言文字，从创造到发展，都是遵从人类一定的思维和情感发展规律的，都是从简单的、一般的到复杂的、特殊的渐进式发展的。中国汉字的造字“六书”和中国语言艺术的由简单的运用兴、比和赋手法到一定的譬喻等修辞手法的变迁，是人们认识活动和社会活动不断深化的产物，也是文化传承在继承基础上的不断创新。

用文化传承的视角，去审视《诗经》中应用较多的写作手法，譬如“兴、比和赋”，在与今天人们常用的修辞手法“比喻”，做一个历史跨度的考察，文章开篇是提到的“似乎有些比喻是不太贴切甚至是不恰当的”问题，便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理解。

二、从文化语言的传承中，我们看到了从诗经时代到当今微信时代文化心理之流变。

如果说，在诗经时代的《雅》《颂》诗，只是用“音乐”或“娱乐”叙事或夹以说理的文化现象，那么到了孔子时代，“音乐”或“娱乐”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一种仪式，一种制度规范。因为时代变迁，人们的文化心理也随之发生变化。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时已经“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了。

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延续，是靠文化传承这个基因完成的。文化传承这个基因，在构成民族文化诸要素中，是用语言构建的。换句话说，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实际上是语言的传承。透过语言这个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诗经时代、楚辞时代、魏晋时代，乃至唐宋、明清等时期的文学语言考察各个时代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它又是一个代代相传，连续不断的过程，在古今各个文化阶段中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的成分，就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如果说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那么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文章就是中华文化的语言传承。笔者以为，我们现在讲文化传承，不仅要把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记忆传承下去，更应该在语言传承上下一番工夫。笔者最近所做的“重温诗经”“重温经典的工作”，在笔者自己调侃开来，用了一段文字，企图诠释这个动因：“我到了提笔忘字的时候，为了防止脑退化，用重温诗经的办法不失优雅。读原文，写拼音，汉字注音，再题解，做现代注释，最后，把诗经原文翻译成现代文。这个过程很好，适合于成年人，也有助于青少年学习古典诗歌”。这段话的核心意思还是从文化传承中找到文化自信。

一个人的文化自信，是从文化自觉开始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也是从文化自觉建立的。我们重温诗经，重温古典，是在文化语言传承中，进一步考察各个历史文化时期人们的文化心理，找到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对接点，从而构架我们现在的民族文化心理，在我们这种文化自觉中建立我们当代的文化自信。

三、从文化语言的传承中，我们看到了从诗经时代到当今微信时代汉文化圈之流变。

汉文化的诞生是从汉字诞生开始的。诚如前文所述，汉字是以“象形”为本源的符号，是以整体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会意文字。汉语及其汉字，在世界语言文字之林中独具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构造是以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和形声）为其内部规则，笔画则是其构造的最基本的单位。汉字字体的演变，从萌芽到定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始于仰韶文化陶器刻画符号，继而见之于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再见于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汉字的文字体系是独立发展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没有发达的完整的独特的文字，文化、历史就很难延续和发展，所以说，文字是传播文化和历史的载体，是跨越时空的文化载体。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汉字的功劳。一个个方块字，与汉语单音节的音义结构相适应，这个大格局实在不同凡响。到了秦汉大帝国的建立，汉字和汉文化进入了巨大的变革时期。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条件，汉字伴随着汉文化东传朝鲜、日本，南传越南，形成“汉字文化圈”——广义上说是“汉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内，当时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创造了东亚地区辉煌的文明。

这个“辉煌的文明”是以汉字为符号的文化文明，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和中医药科学等）传播的文明，带有浓郁的农耕文化印记。在这个文化传播过程中，以《诗经》《楚辞》等为代表的文化典籍起了重要的传承作用。由于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悠久传统和无比魅力，引起全世界学术界一些人士的极大关注，作为汉文化载体的汉字，自然会受到普遍的重视和特殊的青睐。要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文化，当先从学习汉语发端。这是因为汉文化不断地持续发展，充分显示其不绝如缕的强大的生命力，汉文化经过了上古的孕育期、夏商周三代的形成期、秦汉初步发展期、隋唐繁荣期、宋元明清曲折发展期以及当代开始跨入自我更新与融入世界文明期几个历史阶段，汉文化山射出的灿烂光芒，一路照耀着从诗经时代到当今微信时代，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标识。

从文化传承的视角，重温《诗经》，就是在最接近汉字和汉文化的起始阶段找到汉字的最初意义，找到汉文化发迹的源泉，重拾汉字和汉文化的辉煌，呼应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构想，重新打造当代的“汉文化经济圈”。

“一带一路”构想打造新的“汉文化经济圈”，原本就是重拾中国古人，通过海上和陆地古丝绸贸易之路，在沿途曾经到过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及欧洲地区，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周边地区，搞好远亲与近邻关系，重拾和构建新的“汉文化圈”奶酪，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经济和文化并重的工程。以此为基点，让中国制造和汉文化引领亚洲和非洲建设，进而影响拉丁美洲。在“一带一路”沿途，中是文化大邦，也是文化强国，中国精神和中国担当，必将进一步扩大“汉文化圈”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必将逐步形成泛汉文化圈，让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让汉文化的光芒照耀全球。

结语

文化传承是孔子“述而不作”精神的焕发，是中华传统文化延绵不断的载体，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传家宝。而文化传承是靠语言传承、经典传承和精神传承来实现的。目前社会上包括媒体上兴起古诗词热，是文化传承的表现；中小学课本中加重了古诗词的比例，这对文化传承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意义，文化传承首先应当从娃娃抓起。但愿笔者的“重温诗经”工作在文化传承中起到绵薄之力。